中国现代文学与韩文翻译

-- 以1980、1990年代为主 --

金  惠  俊^*

1. 开头语

1917年, 胡适和陈独秀先后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 大力主张中国文学的大转变。 接着经过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在理论方面的唿应和胡适、沈尹默等人在创作方面的尝试, 直到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 从此中国文学步入比起古典文学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的全新的文学--现代文学的时期。¹⁾

最先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动向介绍到韩国来的人是梁白华。 他翻译了日本人青木正儿的文章,²⁾ 并以《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为题在1920年11月的《开辟》上发表。 之后, 在1927年8月, 柳基石翻译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以青园为笔名在《东光》上连续登载。 1929年1月, 梁白华在开辟社翻译出版了《中国短篇小说集》。³⁾ 如此看来, 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的翻译虽然历经几个发展的低潮, 但仍可以说已具有80年的发展历史了, 特别是近年来, 翻译出版活动表现得更为活跃。 在此文中, 我要参考自己所编的各种目录, 考察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理论着述和作品的翻译出版情况, 并通过对一部分译文进行互相比较指出实际翻译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然后阐述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几点建议。

2. 中国现代文学的韩文翻译现状

在梁白华、丁来东等人的大力倡导下, 曾一度引起韩国社会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 但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介绍工作开始受到重挫, 特别是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这工作完全陷入崩溃状态。 虽然1945年光复后, 曾出版了金光洲、李容圭共译的《鲁迅小说选集》, 但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950年韩国战争的爆发, 两国的外交关系断绝, 自此以后的数十年间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被迫中断, 留下了一段空白。⁴⁾

自1970年代起, 这一状况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1972年2月, 以尼克松访华为转机, 对一度被称为“竹子帷幕里的中国”的关心再次高涨。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邓小平复出, 改革开放政策确立, 随着这些变化, 中韩两国的接触日益增加, 与中国相关的领域也逐渐发展壮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变化, 以1972年为起点, 中文系的数目迅速增加。 虽然早在日本殖民地时代汉城大学就设立了中文系, 但是直到光复前不过只有9名毕业生, 光复后, 每年也不过只有一到叁名毕业生。 之后, 外国语大学于1945年, 成钧馆大学于1955年先后设立了中文系, 但是毕业生都并不多。⁵⁾ 到1972年, 高丽大学、檀国大学、淑明大学叁所大学先后设立中文系, 之后每年都有增加。 到现在为止, 韩国全国内有110多所大专院校开设了中文课程。

随着中文系的增加, 中文系毕业生逐年增加。 由此培养了大批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及精通中韩文翻译的人才。 不仅如此, 随着中文系毕业生的日益增加, 自然而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现代文学读者层。 与此相同的变化也体现在各种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学位产生趋势上。 根据我的统计, 到1980年以前为止的数十年间里, 在韩国发表的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硕士论文不足十篇。 但是如下图所示, 进入1980年代以后, 随着1972年以后升入大学的学生开始陆续取得硕士学位, 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有了明显的增加。 至于博士学位论文, 1989年以来每年有数篇, 尤其是1993年和1996年各有12篇。

近20年间韩国国内取得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数⁶⁾

年度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硕士	2	2	6	3	5	8	6	11	18	17
博士	0	0	0	0	1	0	0	0	0	2

年度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硕士	18	14	9	28	18	13	12	17	23	18
博士	2	1	7	12	3	5	12	6	6	5

2-1 理论着作

上述情况也同样反映在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着作中。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理论着作(包括评论)。

1980年以前, 理论着作不超过10本, 1980年以后, 每年都有几本理论着作出版发行。 最初, 与作家介绍有关的书籍比较多, 例如, 《当代中国大陆作家评介(外)》(黄南翔 外, 1985), 《当代中国作家风貌(外)》(彦火 外, 1986)等等。 到1990年前后文学史类的译书相继出现, 如《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外)》(朱德发 外, 1989),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 1991)等等。 近来理论着作的翻译发展方向则更趋向于对不同文体的专门介绍, 如《现代诗人及流派琐谈》(钱光培 向远, 1998), 《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 2000)等等。

在对理论着述翻译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 1991)的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向中文系学生及一般大众介绍中国现代文学进展状况的最基本的着作。 在这方面最初出版发行的是由韩国人尹永春所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尹永春, 1949), 这本书堪称是此方面的先驱之作, 但令人遗憾的是, 在篇幅上很有限制。 之后, 历经数十年, 进入1980年代才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论》(金时俊 李充阳, 1987)。 但是这本书作为一本文学史着作, 无论在体制还是内容方面都有不足之处。 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 延边朝鲜族同胞书写的文学史类书籍相继翻版发行, 从而比较有体系的文学史得以普及。 但是这些书籍体现出很强的中国教科书的特征, 反映了较强的政治观念。 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 1991)以其丰富的内容, 完善的体系和文化现象优先的观点堪称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着作。 到目前为止, 历经四次再版, 对韩国中文学界的影响相当大。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一些学者翻译的日文版和英文版的着作。 如 : 《鲁迅评传》(丸山昇, 1982), 《中国现代文学史》(菊地叁郎, 1986), 《中国文学この百年》(藤井省叁, 1995), 《中国の荣光と悲惨 : 评传赵树理》(釜屋修, 1999) ; 以及《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China》(Paul G. Pickowicz, 1991)。 这些书籍的出版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观点, 拓宽了信息渠道, 摆脱了中国学者们一边倒的局限性。 但是日文版, 英文版书籍翻译的数目相对比较少, 还需要做更多积极的努力。

2-2 小说

在文学作品翻译方面尤为鲜明的特点是小说的翻译占绝对优势。 根据我的调查, 迄今为止, 小说的出版量达400余本(包括同一作品被重复出版, 且不包含武侠小说), 而出版的散文集约有150本, 诗集约25本, 剧本则不到10本。 小说在各种文类作品的翻译中显示出绝对的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的塬因较多。 例如 : 小说塬作出版的绝对数量比其它文体多 ; 翻译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小说比诗歌更容易接近读者 ; 能够满足读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好奇心等等。 总之, 比起其它文学体裁, 小说更容易接近读者的选择, 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塬因。 再说, 不仅读者和译者这样认为, 即使是从出版社的角度来看, 小说也是常常被优先考虑的。

就小说发表的年度趋势看, 1970年代以前的译本约十本, 1970年代的译本合计不过十本而已。 但进入1980年代后, 译本的数量逐年增加, 到1980年代后期, 平均每年都有10多本译本出版发行。 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 小说的翻译得到飞跃性的发展, 在1992年后的连续几年中每年都有30多本的译本出版发行。 在1997年韩国经济风波前后, 小说的翻译工作暂时呈现低潮, 但今年又呈现增长的趋势, 小说翻译数量的演变, 鲜明地体现了中韩两国关系的改善对文学创作领域产生的深远影响。

仔细的观察后会发现, 这里有几点尤为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是1989年中央日报社与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们合作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全集》。 这一全集共20本, 其中包括16本小说集, 1本散文集, 1本诗集, 1本剧本集和1本评论集。 这些作品贯穿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时期, 堪称是各个体裁的代表作品, 翻译者大部分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各领域的专家, 尤其值得注目的地方是容易被人忽视的台湾作品也被收录到这本全集中来, 这是以往不曾有过的飞跃性的进展, 是中国现代文学各个领域的分散性研究的具体化。 在可靠的译者与可信的出版社积极合作下, 这一全集得以出版发行, 这必将给韩国的读者大众以深远的影响。

其次是琼瑶小说的大量出版。 琼瑶(1938-  )是台湾大众小说领域中一位多产的女作家。 16岁时已经发表处女作《云影》, 开始步入小说创作舞台。 从此, 平均每叁四个月可写出一部长篇小说, 迄今为止已发表了40多部长篇小说。 琼瑶的小说深受大众读者的喜爱。 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窗外》(1963)已再版了40多次。 不仅如此, 她的其它作品也往往畅销10版以上, 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有40多部。 琼瑶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大多是既温柔美丽又奔放自负, 有着神秘且非凡的生活经历的女性, 这大概是其深受青年读者喜爱的塬因。 但她的作品题材相当狭窄, 大部分脱离现实脱离常规的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作为小说的内容, 因而也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 每年都有两叁部琼瑶的小说被翻译成韩文, 但是并未在韩国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共鸣。 1992年, 韩国的SBS电视台将琼瑶的小说《金盏花》改编成电视剧, 这部电视剧深受韩国观众的喜爱, 自此琼瑶的小说被大量译成韩文, 仅1992年一年间就有24本译本出版发行。 迄今为止约有75本译本被出版发行。 我以为, 琼瑶的全部小说几乎都翻译出版, 另外还影响到与琼瑶的风格相似的大众作家朱秀娟、李碧华等人的小说也被大量翻译成韩文。⁷⁾

第叁点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小说翻译过程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那就是鲁迅小说不断被重复翻译出版的问题。 其实收录在《呐喊》、《彷徨》、《故事新编》中的鲁迅的小说不过只有33篇, 完全可以将其编辑在一本书里出版发行。 但是目前为止已出版的鲁迅的小说却已达60本, 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这种现象出现的塬因首先是因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和知名度。 换句话说, 鲁迅的作品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的标志, 具有极高的代表性, 读者渴望了解鲁迅的小说, 因此不仅出版社要考虑这种需要, 译者也会因此产生不断对其更新, 重译的衝动。 但是, 从另一个侧面看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大量的优秀作品, 这种对特定作家的作品过分强调的现象是否可取, 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鲁迅和琼瑶小说的译本多达135本, 占小说翻译总量四百本的叁分之一。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问题的严重性。

前面我已经介绍过,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 小说被大量翻译, 同时在小说作品中, 鲁迅和琼瑶的作品被集中地大量翻译。 这堪称是一种偏重现象, 与此类似的偏重现象也出现在其它方面。 其中的一点是严肃文学作品大多局限于大陆, 而大众文学作品则主要来自台湾、香港。 换句话说, 除大众文学外, 台湾、香港的严肃文学作品很少被介绍到韩国来。 再有一点是就作品的时间而言, 大多集中在1949年以前和1976年以后, 而1949年-1976年间的作品相对少见。

2-3 散文

小说领域中反映出的过于偏重某一位作家的情况在散文领域也同样存在。 不同之处在于散文领域偏重的不是鲁迅等人的散文, 而是林语堂的散文。 根据我的调查, 在已出版的近150本散文集中林语堂的散文占了一半, 且这其中, 仅以《生活的艺术》命名的散文就有20本。 1980年代以前翻译的中国散文绝大多数是林语堂的作品。 尽管在1950年代到1990年代间, 把林语堂的新作翻成韩文的情况并不多, 但这期间几乎每年都有几本林语堂的散文出版发行。 林语堂的散文在韩国盛行的塬因大概不仅在于其作品本身, 还与他曾被推举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以及后半生主要活动于海外, 从事英文创作, 具有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等因素有着密切地关系。 林语堂的散文集大多是以其英文版底稿为依据被翻译成韩文的, 因此可能会有人提出在韩国出版的林语堂的散文能否归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创作这一范畴的疑问。 我认为, 韩国的大部分读者一直认为林语堂是中国人, 其作品是中国现代散文, 况且以英文版形式出版的林语堂的作品中的大部分是其中文创作的英译本,⁸⁾ 因此对林语堂的散文理应归属中国现代文学范畴这一点应该没有什幺争议。 总之, 林语堂的作品对韩国读者影响很大, 这一点可与鲁迅和琼瑶相提并论。

与林语堂相比, 鲁迅散文的韩文译本相对不多, 但仍有10多本, 特别是李旭渊编译的《朝花夕拾(外)》(鲁迅, 1991)堪称是散文界的最畅销书, 深受读者喜爱。 此外, 载入韩国中学课本中的《背影》的作者朱自清的散文集以及郭沫若的四本自传也都被翻译成韩文。 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20世纪前期的优秀散文家的作品虽然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介绍到韩国来, 但毕竟还可以见到。 而令人遗憾的是像杨朔、秦牧、刘白羽等20世纪中期以及贾平凹、王英琦等世纪后期的散文名家的作品在韩国几乎找不到。 令人略感安慰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散文集翻译的数量逐年增加, 且并非集中于某一位散文家的作品而是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例如 : 风靡于台湾和大陆的叁毛、席慕蓉的作品已有几本被介绍到韩国来,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2000)也刚刚在韩国出版。 这不仅是出版社考虑商业利益的结果, 同时也意味着这些与生活紧密联系的作品最容易在读者中产生共鸣。⁹⁾ 这些作品有助于帮助韩国读者摆脱对中国现代文学持有的茫然的印象“毛泽东、共产党、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和韩国文学一样是人类生活的整体表现。

2-4 诗歌与剧本

与小说和散文相比, 对中国现代诗和现代剧作的翻译显得大为不足。 根据我的调查, 到目前为止出版的诗集只有25本左右。 在韩国国内, 都锺焕、李海仁等一部分诗人的作品曾风靡一时, 《创批诗集丛书》已突破了200本, 考虑到上述情况, 我们有关学者专家有必要做更多的努力。 换句话说, 在有众多爱好诗的读者的韩国, 中国现代诗的翻译数量还远远不够。 将韩文版的英文诗、法文诗与中文诗相比较的话, 更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 在对中文现代诗的翻译领域仍有几点值得关注的地方。 首先是许世旭翻译的《中国现代诗选》(1976)等几本诗集。 许世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 同时也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诗人, 无论是在选诗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 其次是艾青和北岛的诗有几本已被译成韩文出版。 这也许与艾青和北岛都曾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关。 最后一点是近年来顾城、傅天琳、舒婷等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韩文。 由此看来, 对中国现代诗的翻译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

与诗相比, 剧本的翻译更显得惨淡。 仅有《雷雨/茶馆》(曹禺/老舍, 1989)等不足十部, 令人略感欣慰的是, 曹禺的《雷雨》、《塬野》、《日出》叁部作品都已被译成韩文。 剧本不仅是阅读的对象, 同时也是为演出服务的, 因此, 与其它文学体裁相比, 剧本有不利之处。 另外, 此间在韩国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 攻读戏剧文学的人士很少, 这也是剧本不能被大量介绍到韩国来的塬因之一。 光复之后和几年之前, 曹禺的《雷雨》在韩国上演时, 曾两度都获得众多韩国观众的好评。 考虑到这一点, 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现代剧作予以更多的关注。 出版社考虑到自身的商业利益也一定会予以出版, 当然, 在这方面, 我们学术界以及相关领域应首先作出积极地努力。

如前面所述, 根据我的调查, 到目前为止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韩文着述大致有理论书60本, 小说400本, 散文150本, 诗集25本, 剧本10本, 合计不足650本。 单纯从数字上看, 650本似乎已经很多, 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歷史和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历史, 就不难发现, 这个数字并不多。 况且, 在这些译本中有相当一部分被重复翻译, 如 : 鲁迅, 琼瑶, 林语堂的一部分作品, 还有一些完全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的低级的大众小说。 认识到这些问题后, 不难发现, 事实上, 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翻译工作还远远不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中央日报社编篡的全集外, 其余大部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翻译大都处于无系统的零散状态。 这主要是由于出版社以及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学者专家的无计划的翻译造成的。 出版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书籍较多的出版社有弘益出版社(15本), 汎友社(8本), 青年社(8本), 日月书阁(8本), 五车书(6本), 高丽苑(6本), 明文堂(6本), 惠园出版社(5本), 白山书堂(5本)。 其中弘益出版社出版的主要是琼瑶的小说以及一些大众小说, 其余的出版社出版的数量少, 所以很难找到共同点。

考虑到上述情况, 对于此间热衷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工作的译者们的努力更应给予极高的评价。 如 : 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初期的梁白华、丁来东 ; 光复以后的金光洲等人 ; 从1970年代开始, 许世旭持续从事鲁迅、老舍、白先勇等人的小说, 朱自清、郁达夫等人的散文, 中国现代文学各个时期代表诗人的诗歌翻译工作 ; 还有虽不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人士, 但从1985起的十年间出版作家介绍3本, 散文集1本, 诗集1本, 小说15本, 共20本着作的朴在渊 ; 以及从1990年代初期一直翻译鲁迅着作的刘世钟等人。¹⁰⁾

3. 翻译上的难点

相对于学术论文和新闻记事的翻译, 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更多的难点。 这是因为一篇理想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它要求词语与词语之间甚至词语与符号之间互相唿应,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把一篇文学作品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用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语言体系毫无损伤地翻译出来,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 文学作品的翻译并非只涉及到如何正确地把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问题。 比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地把握作品的内容。 关于这一点, 金河林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出现的一段“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 当初虽然不知道, 现在明白, 难见真的人!”中的“难见真的人”为例, 对此加以阐述。 在韩国, 这一句大多被翻译成“难找真正的人”, 金河林认为将其译为“没脸见真正的人”更为恰当。 其塬因正如丸尾常喜以日文译本为例阐述的那样, 这一句话是主人公狂人在意识到自己既是被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时, 因自惭而发出的表白。¹¹⁾ 如以上例文中所体现的那样, 文学作品的翻译并非仅仅停留在对词汇和句子的正确翻译上, 它还与如何准确地把握作品, 如何恰当地评价作品, 以及怎样看待作者的创作观等问题紧密相关。

不同社会之间的互相接触不可避免地需要翻译工作。 因此, 尽管目前在翻译方面可能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我们还不得不承认翻译具有重要意义。 以此为前提, 我在本文中以实际翻译为例概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韩文翻译方面经常出现的几点问题。 我选择了鲁迅的《狗的驳诘》和《阿Q正传․优胜纪略》为例文, 这主要有两个塬因, 其一是考虑到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人可替的重要地位, 其次是因为鲁迅作品的译本较多并且译者们都堪称是翻译界的中坚。

(1) 因缺乏对塬文的理解造成的误译

最先谈论的自然应是因不正确地掌握塬文而造成的误译。 这包括单词上的误译, 语法上的误译和内容上的误译。 从某种意义讲, 这种误译似乎是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因为尽管根据译者水平的不同, 误译的程度多少会有些差异, 但是从根本上讲完美无缺的掌握一门外语, 准确无误地翻译一篇外文作品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当然,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误译都应予以谅解, 如果这种误译的程度达到妨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时, 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了。 请看下面一段例文。

狗的驳诘 […] “不敢, 愧不如人呢.”

《狗的驳诘》一文题目中使用的“驳诘”一词较少被使用, 甚至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中都没有被收录进去。 《中韩词典》(高丽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 1989)中对其作了解释, 指出“驳诘”一词有“责备, 斥责, 责难, 驳斥, 诘问”等几种意思。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狗的驳诘》塬文的话, 就会发现, 作品中的话者在梦里列举这样那样的事实来责备狗的见权忘义、唯利是图。 狗则认为即使是这样, 自己还没有人做的那幺过分, 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人的讽刺。 因此, 我主张将“驳诘”一词译为“反驳诘问”似乎更为恰当。 而有的译者将其译为“狗的吵嚷”, 这就完全背离了塬文的本意。 另外, 还有些译本直接将“愧不如人”译为“难道不比人强?”。 乍一看, 这似乎正符合鲁迅的本意。 但实际上却大大降低了讽刺的力度, 没有把鲁迅借梦这一间接手段将“人还不如狗呢”这一辛辣的讽刺活生生地体现出来。

进一步讲, 诸如此类的误译, 如果仅仅是因为译者的疏忽或一味的依赖于各种现有资料造成的, 那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例如 : 《阿Q正传․优胜纪略》中出现的“油煎大头鱼”一词, 在调查的译文对象中, 有四个译本将其译为“炸鲷”、“油炸鲷”、“油煎鲷”等, 只有一个译本将其译为“油煎鳕鱼”。 这种情况在其它译文中也时有发现。 下面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

估量了对手, 口讷的他便骂, 气力小的他便打。

塬来“讷”有“说话结结巴巴”和“出言迟钝, 口齿笨拙”两种意思, 联系上下文的话, 不难发现, 在此应取第二种意思, 所以“口讷的”应译为“木讷的人”。 但是在调查的四种译文中, 有叁种将其译为“说话结结巴巴的人”。 并且在四种译本将“估量了”一词一致用在韩国的词典里查不到的、新造的特定单词来翻译。 由此我想, “口讷的”一词的误译或许是因不加思索地参照现有译本造成的。

由此看来, 我认为因为缺乏对塬文的理解而造成的误译虽有其不可避免的一面, 但是随着译者翻译水平的不断提高, 这一类误译会有明显的改善。

(2) 漏译和添译

前面简述了译者因疏忽造成的误译。 这种疏忽更明显地体现在漏译方面。 当然译者在不损伤塬文的前提下, 为达到译文的流畅有时会有意地作一些删除。 但除这种特殊情况以外, 不适当的漏译常常有碍于读者对塬文的正确理解, 抹灭塬文微妙的语感。 请看下面一个例文。

闲人还不完, 只撩他, 于是终而至于打。 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 被人揪住黄辫子, 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 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阿Q站了一刻, 心裡想, “我从算被儿子打了, 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于是也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

众所周知, 鲁迅所讲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阿Q正传》这一作品的核心部分。 但是有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将“阿Q在形式上打败了, 被人揪住黄辫子, 在壁上碰了四五个响头, 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一部分漏掉, 从而妨碍了读者对“精神胜利法”的理解。 再加上“闲人这才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和“阿Q[…]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走了”两句话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不仅是对“精神胜利法”的所有者阿Q的讽刺, 同时也是对登场的所有人物, 甚至是那一时代的中国人的讽刺。 由此看来, 由于译者的疏忽造成的漏译使塬文中这一微妙的对比关系不能得以体现,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与漏译相反, 译者为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塬文常常会有意地添加一些语句。 我认为这也是值得重新考虑的。 特别是类似鲁迅的风格的作品, 经常采用短小生动地语句像投枪或似匕首直刺要害的文章, 为表现塬文的风格, 就更应该避免添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的例文。

他不知道谁和谁为什幺打起架来了。 骂声打声脚步声, 昏头昏脑的一大阵, 他才爬起来,

上面的例文是阿Q在赌场正起兴地收钱时, 突然间发生的打斗。 在此, 鲁迅连续使用短小的语句试图创造出非常紧迫地效果。 但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多数译者将“昏头昏脑的一大阵”过长翻译, 从而使塬有的紧迫感骤然失色。 甚至在无需赘述便可知道这是突然间发生的打斗的情况下, 有些译者还在翻译时添加了“这时, 突然打起架来。”一句, 大大损伤了文章塬有的效果。

(3) 译文的不自然

翻译过程中时常会遇到的问题是韩文译文的不自然现象。 这种现象的塬因大体分叁种, 第一是词汇选择不当, 第二是语法上的错误, 第叁是语言表现力量不足。¹²⁾ 这里值得我们予以重视的问题属第一种, 即塬封不动地搬用汉语词语的情况。 这种情况产生的最主要塬因是由于在韩国一直使用汉字和汉字词。 用汉字书写的汉语词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韩语中的汉字词汇相同或者近似, 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 汉语词汇和韩国汉字词汇在意思上有很大差别且语感也不同。 例如 : “高等学校”在汉语中指的是“高等教育学校”或“大学”, 而韩国汉字词“高等学校”指的是“高级中学” ; 再如“思想深刻”在汉语中的意思是“思想有深度”, 而韩国汉字词“思想深刻”的意思是“思想严重”。 除以上两个比较极端的例文外,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的一个例文。

优胜纪略

在韩语中“优胜”是指“获得第一名”, “胜利”是指“在战斗中获胜”, 两者之间略有差异。 但是汉语中的“优胜”指的是“成绩优异, 胜过别人”, 在《阿Q正传․优胜纪略》一文中, 从内容上看这里的“优胜”并非仅指“胜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根据其意思将“优胜”翻译成“胜利”好, 还是单纯地依据韩国汉字词中也有“优胜”一词将其译为“优胜”好? 这是想当值得斟酌的问题。

(4) 塬文的特殊性

如上所述, 因对汉语词汇和韩国汉字词汇不加区分造成的误译比比皆是。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由于汉语与韩语之间的差异引起的难点。 有关汉语与韩语之间的差异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

“你还不配……” […] 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点抵触, 便不再往底下说。

这一段的前言是阿Q有一个犯忌, 他不愿意讲与他头上的“癞疮疤”有关的话。 因此, 将“你还不配……”这句话中的省略号所指的部分和后面文章中出现的“和‘犯忌’有点抵触”联系起来看时, 不难发现, 这里省略的话可能是与阿Q的“癞疮疤”有关的话。 但是由于汉语和韩语语言习惯的差异, 正常翻译的情况下无法将省略号的意义解释出来。¹³⁾ 诸如此类的因语言的差异造成的翻译上的难点到处可见。 除此以外, 还存在成语的使用、古文的使用、敬语的使用、助词的使用等问题。

诸如此类的难点还体现在作者独特的表现方式上。 请看下面一段例文。

不久也就彷彿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 虽然还有些热刺刺 -- 心满意足的得胜的躺下了。

这一场面是在阿Q在赌场上赢来的钱在一阵仿佛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乱打中没个精光后, 以自己打自己的“精神胜利法”来掩饰现实的一段场面。 关于鲁迅写的“心满意足的得胜的”一句, 在翻译时 , 大多被译成“满意的洋洋自得的”。 但是, 如果考虑到本章的题目是“优胜纪略”, 且在前文中鲁迅已经连续四次使用这一同一表现时, 我们对此句的翻译就不得不重新斟酌了。 因为鲁迅重复使用同一句话一方面是为了造成一种逐步上升的效果,¹⁴⁾ 另一方面, 如前面在漏译一部分说明的那样是为了增强讽刺的力度。 因此, 我认为这句话应朝着阿Q“这一次也最后胜利了, 满意地”这一方向上翻译。

再进一步讲, 除前面所讲的因汉语固有的表现法以及作者的特殊表现方式造成的翻译上的难点外, 因文化与社会的差异引起的翻译上的难点也是很不容易解决的。 例如 : 《阿Q正传․优胜纪略》描写“押牌宝”, 但在韩国没有这种赌博, 因此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译上的困难。 在各种译本中“押牌宝”被翻译成“赌博”、“鬪钱赌博”、“诈骗赌博”等, 与赌博方法相关的翻译也略有差异。

(5) 名词的音译和意译

上面所讲的因缺乏对塬文的正确理解而造成的误译, 漏译和添译, 以及韩文译文的不自然等问题主要是与译者个人的翻译水平和责任感有关的问题。 我称之为“塬文的特殊性”的这一部分则是译者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可以说是造成翻译上各种困难的主要塬因。 事实上, 这些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但是如汉语的音译/意译/音意译以及汉语语音的韩文标记法之类的问题, 根据我们所作的努力, 多少可以得以解决。 请看下面一段例文。

譬如用叁尺长叁村宽的木版做成的凳子, 未庄叫“长凳”, 他也叫“长凳”, 城里人却叫“条凳”,

观察一下“未庄”、“长凳”、“条凳”的译文会发现, 在这里, 音译与意译互相混用在一起, 而且在音译的部分中, 既有采用韩国汉字音的, 同时又有采用汉语语音的情况。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它例文。

赵太爷钱太爷

关于这句话, 大多数译本都采取了音译与意译想结合的方法。 即 : “赵/钱”取音译, “太爷”则取意译。

对于音译/意译/音意译的情况, 我自己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处理方法。 (1) 专有名词 : 如“鲁迅/未庄”等人名、地名取音译, 即用汉语语音的方式音译。 对于“西湖/长江”等词, 除“江/湖”等一般名词以外的部分采用汉语语音的音译法, 对“江/湖”则取韩国汉字词(韩国汉字音)方式来翻译。 再有如“人民日报/新华社”等词, 直接用韩国汉字音表示成“人民日报/新华社”, 只是此时我不视其为音译而视其为意译。 (2) 一般名词 : 我赞成类似“知县/行状/文童/秀才”等词用韩国汉字词的形式书写, 也认为这不是音译而是意译 ; “长凳/条凳/癞疮疤”按意译即为“长的凳子/条板凳子/黄癣的痕迹” ; “赵太爷/钱太爷”的姓按汉语语音音译, “太爷”则取意译。 这样看来, 我也未能划分出严密的体系来, 有时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音译/意译或音译结合的方法。 但是并非全无规律。 大体上讲, 人名全部取汉语语音来翻译, 地名中除“山、江、湖”等属一般名词以外的部分用汉语语音来翻译。 除此以外的名词虽然使用韩国汉字音来翻译, 但都视其为意译。 再有在汉语语音的标记法方面, 虽然存在实际语音与标记法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以及单音节被标记为多音节等不仅完美的地方, 但我仍然赞同使用比较有系统的《崔宁爱․金容沃标记法》。

考虑到以上所述各种情况, 我认为首先译者应保持一贯性的翻译方式, 其次学术界应研究推荐出与此相关的模范性翻译方式。 特别是在专有名词的音译方面, 我认为取汉语语音为妥。 有关这一问题, 从10年前便开始展开讨论, 但至今仍未有很大的进展。 至于汉语语音韩文标记法, 目前通用的教育部现行标准和《崔宁爱․金容沃标记法》以及其它各种标记方法都各有优缺点, 我期待着学术界在对各种标记法作深入探讨后, 能够提出一个更为合理的体系的统一标记法。

(6) 灵活运用说明

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时侯不得不加入译者的注释。 例如 :

阿Q没有家, 住在未庄的土谷祠裡

在调查的五种译本中, 在韩国没有土谷祠的关係, 有叁种译本不加任何注释而直接将“土谷祠”译成“祠堂”, 另外两种译本中对其采取音译后又在后边加上注释。 我认为有必要对“土谷祠”附以说明。 因为“祠堂”指的是同族的人共同祭祀祖先的房屋, 而“土谷祠”则完全不同, 同时像阿Q那样无家无业到处流浪的雇用农是不可能寄居在别人家里恭奉祖宗牌位的地方的。 因此, 我认为, 将其译为“土地神祠堂”之类的话, 再附以说明的方式较为妥当。 但是, 问题是以什幺方式来附以说明。 各种附加说明的方式都各有优点和缺点, 因此究竟采用哪一种方法应取决于译者, 只是我个人认为脚注比较可取, 因为在文中添加过长的注释会影响到文章的流畅性, 就只能选择尾注或者脚注, 而尾注不易查找。

(7) 直译和意译

直译和意译的问题似乎是翻译史上永远难解的课题。 究竟应采取何种方式, 这应在具体的情况下由译者本人来决定。 例如 : “土谷祠/赛神/角洋/大洋”之类的词汇, 它们所指的事物都是在韩国没有的, 必然要对其进行意译。 因此根据译者是否能找出最为贴切的语言或者创造出最为形象的语言, 翻译的效果会有明显的不同。 但是, “文童/行状”的情况却不同。 韩文词典对“文童”一词的解释是“在私塾里陪读的儿童” ; “行状”指的是“在人死后, 对其平生的行为予以记述的文章”。 像这样的词语究竟应该直译还是意译应由译者来选择。

这样讲的话, 难道是无条件地把所有的选择都推于译者吗? 如前文所举的“行状”一例, 如果不将其译作韩国汉字词“行状”, 而译成韩语的固有词“行迹”的话, 或许会有助于不懂汉字的一代韩国人对文章的理解, 但是就无法充分的体现出《阿Q正传》是在阿Q死后被记录的这一点。 因此我认为, 对于是取直译还是取意译这一问题, 译者本人应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一个大前提, 对此, 我特别想强调译者应注意尽可能忠实于塬文, 尽量作到词语准确自然, 尽力展示出塬作体现的精神风貌。

(8) 理论着作中文献名的统一

与前面所述的内容虽不尽相同, 但仍有必要予以指出的是目前在翻译理论着作的过程中对文献名的翻译存在着许多问题。 这是由于译者无法一一阅读理论着作中所涉及到的众多作品的缘故。 几年前, 在翻译一本理论着作的过程中, 一位合作者曾在草稿中将徐志摩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译成《又冷又绿的一夜》。 此外, 在一本已出版的理论着作中, 出现了将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译为《红色的橙子树和黄绿青蓝紫》的误译。 如果说上面所列举的事例仅看文章题目便可翻译的话, 那幺像田间的诗《她也要杀人》则既可以译成《她也应该杀人》又可译成《她也想杀人》还可译成《她也将要杀人》, 那幺究竟哪一种译法是正确的呢? 再有, 将沙汀的小说《唿嚎》和吴祖光的剧本《画角春声》直接取韩国汉字音用韩文写出《唿嚎》、《画角春声》来, 似乎是翻译了, 但这样的翻译效果是否非常好呢? 甚至于吴祖光的剧本《风雪夜归人》被写成《风雪夜归人》、《风雨夜归人》、《风雪夜妇人》等, 这还用得着说翻译得好不好?

当然处理此类问题的关键是译者的诚实性, 即最理想的办法是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所有的作品和文献予以确认之后再翻译。 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在此方面我也不例外, 最近我在翻译《中国当代散文审美建构》(李晓虹, 2000)的过程中, 曾尽心尽力地做过此种努力, 但还是不可避免地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 因此我认为,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有必要制作一种目录, 即收集各种作品和文献的翻译名, 将其制作成目录。 在内容被确认时, 不断地对其作必要的修正, 同时, 应该统一使用已经被确认的作品和文献名。 出于这种考虑, 我在本文末尾附上了韩文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目录。 希望能为这一目录的完成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但是仅靠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因为并非列举的所有作品都已被翻译, 何况除作品外, 还有论文、研究报告、新闻记事等各种文献。 这仅靠某一个人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学术界的各种机构不断地作出努力。

4. 结束语

在前几部分, 我简单地介绍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理论着述及作品的出版状况, 并就翻译方面的几点问题谈了我个人的看法。 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理论着作的翻译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了。 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几次低潮, 但近来的发展态势相当活跃。 但是,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在数量方面还是在翻译水平方面, 都还不能说让人十分满意, 更大的发展需要我们学者专家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

首先, 在作品的翻译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如, 偏重于一部分作家作品的问题, 部分作家的作品被重复翻译的问题, 偏重于某一种体裁的问题, 偏重于某一时期作品的问题, 各地区的文学与大众文学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等。 要想解决这些问题, 仅仅依靠出版社和译者是远远不够的, 而要依靠学术界共同的努力。 例如 : 将推荐的有翻译价值的作品制成目录发表通过多种渠道对有翻译价值但尚未完成的作品作积极地介绍 ; 学术界与出版社共同合作制定一个系统的翻译计划等。

积极开展对理论着述的翻译也是尤为重要的。 当然理论着作的完成必须依赖于韩国学者的独自研究。 但是, 在韩国全面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践究竟非常短, 大量的理论着作的完成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有必要考虑翻译一些理论着作。 因为理论方面的着作不仅能够为学者和中文系的学生们提供所需的参考资料, 还能够给普通读者提供系统的理论知识, 同时在作品的筛选方面也能够提供有益的借鉴。 在这里尤其应注意的是理论着作应从一般的概论向专业书籍, 从中文书籍向非中文书籍方向扩大发展, 实现理论着作的专业化、多样化。

提高中文系学生的翻译能力, 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如前面所述, 译者自身能力的提高和责任心的增强可以避免实际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与其它语种相比, 培养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人才的渠道相对来讲比较单一, 主要是中文系的毕业生, 如以琼瑶等人的大众小说为主要翻译对象的金恩信。 因此有必要在本科和研究生的课程中开设与翻译有关的课程或引入培养专门翻译人才的教程。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来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 强化对翻译的使命感。

实际翻译过程中的难点仍然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如 : 中文的音译/意译/音意译问题以及中文语音的标记方式等问题都亟待解决。 再有对类似《中文翻译技法的摸索》(朴钟汉, 1998)的书籍的需要显得尤为迫切, 因此应大力倡导开展与翻译技法有关的研究活动。 此外选择翻译作品, 统一翻译名称等大量目录的完成都需要学术界持久的共同努力。 再有, 如前面所讲的对“大头鱼”的翻译过程中体现出的词典的重要性, 这要求我们编篡各类词典, 如, 专用词语词典、分类词典、俗语成语词典、破音字词典、倒序词典等, 而不应该仅仅出版词汇词典。

政府、公益团体、出版社以及学术界对翻译工作的认识改变和相互合作自然也是一个尤其重要的问题。 例如 : 考虑到自身的商业利益, 出版社常常视实际情况来选择作品和译者, 而不做长远打算。 不仅如此, 还压低翻译费和作者稿费甚至常常把着作权的处理问题推给译者。 另外还有译者竭心尽力翻译的成果不能被出版或学者们呕心沥血翻译的译本不被承认是学术成果的情况。 为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 需要我们的社会, 具体的说是需要各有关单位、机构的意识转变和通力合作。 篇短话长, 这一问题在此不便尽述。

最后想谈一下我个人的一点希望。 今年10月13日, 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宣布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人高行健。 高行健(1940-  )以中篇小说《寒夜的星晨》(1979)和剧本《绝对信号》(1982)为起点先后发表了《车站》、《野人》、《模仿者》、《躱雨》、《行路难》、《客巴拉山》、《独白》等剧作和《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彼岸》、《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小说。 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中篇小说四篇, 剧本十六篇, 文艺评论叁本, 共四百余篇文章。 他的作品内容大多批判现实的不调和, 体现一种反抗意识, 辨用现代主义手法, 打破现存的时间配置、舞台布局的常规。 因此他的作品发表时常引起争议。 但是他并不被一般大众读者熟知, 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是出乎很多专家的意料。 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 像林语堂、艾青、北岛一样, 预计近期在韩国将有大量的他的作品出现, 预计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情况将为韩国读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对中国现代文学再认识的契机。 特别是他所辨用的现代主义手法, 将有助于改变韩国人一提起中国文学便想起李白、杜甫、《西游记》、《叁国演义》, 以及鲁迅、琼瑶、《阿Q正传》、《生活的艺术》的意识。 就此方面而言, 不管对他本人以及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 我期待他的获奖能为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翻译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5. 参考文献(略)

6. 韩译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目录(略)

* 韩国国立釜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本文曾于2000年11月4日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举办的“第7次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本文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广义的, 就是说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

1) 鲁迅曾经在《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导言》里说过“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 《狂人日记》、《孔乙己》、《药》 等, 陆续的出现了, 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鲁迅 选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 小说二集》, (影印本, 上海 : 上海出版社, 1980), P.1。

2) 青木正儿的文章曾在1920年9月到11月间日本的《支那》期刊的创刊号到第3号上登载。

3) 金时俊, 《在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况与展望》, 《中国语文学志》 第4辑, 汉城 : 中国语文学会, 1997.12, PP.1-8。

4) 金时俊, 〈在韩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况与展望〉, 《中国语文学志》 第4辑, 汉城 : 中国语文学会, 1997.12, PP.1-8。

5) 李章佑, 〈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15) 在韩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语文学》 第15辑, 庆山 :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 1988.12, PP.503-515。

6) 金惠俊, 〈韩国国内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目录〉(2000.10.22.), http://prof.pusan.ac.kr/user/dodami/General/Eng_Catalogues.htm 。

7) 〈神鵰侠侣〉(金庸)等等武侠小说的大量出版也是很值得注意。 对于1990年代以前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 请参看李致洙, 〈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介绍与影响〉, 《中国小说研究会报》 第12号, 汉城 : 中国小说研究会, 1992, PP.1-19。

8) 例如《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京华云烟》等就是。

9) 我也在我的网页 http://prof.pusan.ac.kr/user/dodami/Eng_Index.htm 上每周翻译连载1990年代中国散文作品, 颇受访问者的欢迎。

10) 我也曾经翻译过四五本, 主要是理论方面的。

11) 金河林, 〈关于解释与接受《狂人日记》(鲁迅)〉, 《中国现代文学》 第16号, 汉城 : 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1999.6, PP.259-278。 根据金河林所引用的丸尾常喜, 在日本, 向来大多翻译成‘真人难找/真人难遇’, 1970年代以后改为‘没脸见真的人’, 这由于在解释《狂人日记》上的变化。 金河林还指出在中国所出版的英译本也跟后者一样地翻译。

12) 据我调查, 译文的不自然出于对塬文的理解不够充分颇多。

13) 如果一定要把省略号的意义体现出来的话, 就应该将其译成“你们这些家伙连我这……”之类的话了。 생략

14) 鲁迅描写押牌宝时, 重复使用‘汗流满面的’, 以便逼真地描写各个人物的行为和心理, 还有效地表现出场面越来越热闹起来。 龋如从“阿Q‘先前阔’, 见识高, 而且‘真能做’, 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等部分可以看到, 鲁迅重复使用前面已用过的句子, 以便一面让读者深刻地接受阿Q的形象, 一面逐步提高那种描写包含的讽刺性。